0688 社稷入定,殿下功伟

衣冠正伦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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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李潼来到芙蓉园的时候,才发现这座皇苑已经改名为菡萏园。初时还有些不理解,但在略作思忖后才想起来,原来这是为了避他嫡母房氏之讳。房氏闺名芙蓉,所以行台有这样的举措。

    避讳这种事情,分为国讳、家讳。国讳方面自不必说,比如贞观末期将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。还有李潼来到大唐后,还没见到一个完整写出的“治”字。不独在世帝王要避讳,遇上武则天这种穷讲究的,垂拱年间还将华州与华山改名,避她祖父武华之讳。

    家讳方面那就复杂得多了,父母名讳、身为儿女是一定要避讳的。像李潼最开始这方面不怎么在意,与人交谈常吐“贤”字,但在府佐们旁敲侧击的提醒下,已经好几年嘴里都不能直言“贤”字。

    哪怕他如今仍然归籍他大爷李弘一支,但生父之讳还是不能免除,以至于行台佐员们无论当面言事还是文书传递,都要尽量避开几个字眼,即便不得不写,也要缺笔。

    有关家讳方面的轶事,魏晋之际流传不少,毕竟在那个门阀畸大的年代,维护一个家族的尊严体面就是家族成员最大的责任。

    当然唐代也不是没有,最著名的就莫过于英年早逝的李贺了。李贺的遭遇完全就是少年才高、锋芒太露而遭群妒的典型。

    虽然说唐代出仕不唯科举,最终李贺也通过门荫入仕,但仕途却因此搁浅。毕竟他可没有李德裕那样一个出众的家世,可以完全不理会乃至于不屑于科举出身给仕途带来的加持。

    总之,避讳这种礼制引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,小到坏人前程,大到打击异己。到了清朝蛮夷入主,则更成为统治者打压知识群体的主要手段之一,因避讳而引发的文字狱便有多桩。

    至于行台将芙蓉园改名的举动,这就是可有可无。毕竟眼下房氏作为潞王太妃,本身也没达到国讳的程度。家讳的话,则更多还是对自我的约束,比如杜甫终生不咏海棠诗。

    李潼自己对于避讳之类敏感度不高,但行台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,只能说眼下的行台诸事的确是上了正轨,甚至就连雍王在言行上一些不拘小节的地方,都有专人察遗补漏,避免被人吹毛求疵。

    芙蓉园也好、菡萏园也罢,无非一个荷花池子。菡萏园内,凿渠引曲江水再造大池,诸亭台楼宇都是傍池而建。与曲江池勾连的这一段渠道,便是对外开放的区域,至于再往里,则就禁绝闲杂人等出入了。

    长安城东地势,因有乐游原的缘故,本就北高南低,菡萏园中有楼高止数丈,但于此楼台之上,已经颇具鸟瞰视野,于此居高而坐,有四面春风徐徐而来,夹杂着桃李花香,近可欣赏桃李斗艳、锦绣成堆,向远可望曲江池清波微澜、岸边游人如潮。

    “旧年在事,辗转江南,所见水汽糜烂、物性近淫,全然不如京中水木清华、恰到好处。人间妙境,殿下拥得,推给黎民共享,视野所及,俱是拳拳慕化之心啊!”

    李千里虽然颇有衰老之态,但气度仍是不俗,相携登楼之后,落后雍王半身,凭栏望远,指着曲江池周边那些帐幕并游人们笑语说道。

    听到李千里这么说,李潼也只是一笑。他来到这个世界,游历的地方虽然不少,但也只集中在黄河一线。行途所见,讲到自然风光的话,那自然是各有千秋。但如果说人文与自然搭配最为和谐的,首推还是神都洛阳。

    长安城格局如此,无论繁荣与否,给人的感觉都略显严肃,并没有洛阳那种因地制宜的随和亲近。讲到宜居性,长安跟洛阳更是没有太大的可比性。这倒也不是踩一捧一,毕竟长安在国家格局中的重要地位,也并不体现在居住条件上。

    “宗亲宦游经年,如今终得归乡。我幸承天命,守治此方故业,唯盼勤于人事、守于周全,勿使风物衰损,无负人所寄望。”

    扶栏眺望片刻,李潼拉着李千里返回阁内坐定,并笑语道:“皇命虽不以折抑人情为使,但敕命所加,终究各不自由。如今幸会于京内,慰于别情,案牍琐事且置一边,宗家小子身怀仰慕,当与王畅论情谊。”

    李千里今次所领使命不无尴尬,所以李潼也就先定下一个基调,咱们谈感情、不聊钱。如果李千里识趣,那自然是他宗家长辈、座中贵宾。如果这家伙不识趣,那也就无谓浪费感情,自跟行台下僚扯皮去吧。

    李千里闻言后又稍作拱手,笑着回答道:“情中长短,不以齿量。往年都畿短会,殿下已经是前班国器。阔别以来,壮声频闻,今番归京得于款待,在公在私,小王都要领教,岂敢马齿自矜。”

    李千里这么识趣,李潼也是大感满意,一边传召音声侍乐,一边与李千里闲聊一些两京人情轶事,谈话的氛围倒也融洽。至于李千里所领的使命,彼此自然也都极有默契的避而不谈。

    债如果欠的久了,就会有种老子根本没欠的错觉,李潼眼下就有这样的感觉。行台今年处境略有好转,但也只是不像去年那样窘迫而已。去年贡赋截留自用尝到了甜头之后,不要说去年的债,今年的李潼都不想给了。

    所以这一次朝廷无论派谁来,都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朝廷必然也是意识到他是打算继续做老赖,所以才派了李千里这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前来讨要,在公为少府监,在私则为宗家耆老,于情于理,多多少少总得上缴一些,不能太无耻。

    虽然说是不谈公事,但在交流过程中,李潼也忍不住要拐弯抹角打听一下朝廷如今的情势如何。

    行台如今与朝廷的关系仍是僵持,既没有变得更加恶劣,也没有丝毫缓和的趋势。特别在去年秋赋至今未作解运的情况下,彼此之间的人物交流几乎陷入完全停滞的状态。

    当然,这也并不意味着朝廷对行台就完全的放任不理,仅仅只是各种限制的手段不再像此前表现的那么外露而已。事实上,朝廷在清理雍王在神都的影响变得更加细致且严格。

    官面上的势力清洗那就不必说了,从去年到现在基本已经完成。在朝官员大凡跟雍王有关的,几乎都遭到了闲置乃至于贬谪,无论这关系是深还是浅,态度可谓是宁枉勿纵。

    比如旧年曾经担任过李潼河东王府员佐的韦安石,仅仅只在王府就事短月,当李潼前往乾陵服丧的时候,彼此间就没了官面上的隶属关系。李潼归京后,他奶奶又明确表示不希望他与关陇人士接触频繁,所以彼此之间的私谊往来都不怎么多。

    韦安石乃是京兆韦氏子弟,也是关陇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,即便没有与雍王的交情与互动,也不影响其仕途发展,年前刚由礼部郎中转为门下给事中。只要再历一任,便可正式踏足高级官员的行列,或为南省通贵,或外放上州刺史。

    但就是因为这一点与雍王似有还无的联系,韦安石便从这一人生快车道被踢了出来,直接外放衡州司马,一贬数千里。

    甚至就连小滑头张说,秩满后本来走关系进了今年的铨选,但就在授任前夕被揪了出来,名字被直接踢出了吏部选官的长名榜,搞得很狼狈。

    朝廷如此严厉的态度,无非在表达一个意思,那就是无论与雍王或者陕西道大行台有什么公私交涉,在朝廷这里就是一个资历上的污点,以此来给行台设置征辟人才的障碍。

    这么做也的确颇有收效,自神都赶来长安的士人不少,但多数都是游历、观望,真正直向行台投进、或者干谒雍王的则不多。怕的就是有此经历后,日后或许难以再为朝廷所取。

    但朝廷的这种做法,倒也让行台队伍凝聚力变得前所未有的高。朝廷不准他们骑墙,他们也就只能跟雍王一条道走到黑了,也可能是走到白,既不容于朝廷,那索性努力促使行台成为新的朝廷,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

    除了官面上的打压之外,对于雍王在民间的势力影响,朝廷也都加以重视起来。尤其是当李潼在长安收编了故衣社后,神都的故衣社便受到了朝廷的重视,几次措辞严厉的勒令解散,甚至直接动手抓捕了多名故衣社的骨干成员严加审讯。

    在朝在野,朝廷对雍王势力都是如此的严防死守,也让李潼对神都朝局发展、情势变化的消息获取略有滞后,不像此前那么通畅及时,心里自然难免好奇。

    只不过李千里在神都朝局中,本身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,所能提供的一些讯息难涉机密幽隐。

    李千里虽然提不出什么让雍王感兴趣的机密资讯,但这番问答无疑扩展了话题的广度。察觉到雍王兴味乏乏,李千里于席中倾身并沉声道:“社稷由乱入定,殿下诚是功伟。朝事如何,不敢轻论。但宗家诸事,如今却难称协调,其功未竟,斗胆请问殿下于此是否仍有余兴?”

    听到李千里这么说,李潼眸子顿时一凝,继而便说道:“宗家何事仍乱,王且言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