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尼苏达州,赫明福德县,1940—1943年

[英]克里斯蒂娜贝克克兰(Kline, C.B.)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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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别人面前,我叫他卢克,但对我来说,他永远是“德国仔”。他叫我“薇薇”——听上去有点像“妮芙”,他说。

    我们决定在赫明福德安家,好让我经营商店。我们会在离尼尔森家几个街区的小街上租个小屋,楼下有四间房,楼上一间房。碰巧赫明福德学校要雇个音乐老师(也许尼尔森先生也帮了点忙,他可能在扶轮社聚会上跟校长提了几句)。“德国仔”没有扔掉明尼阿波利斯大饭店里的周末演出,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就陪他同去,在酒店里吃晚餐,同时听他演奏。到了星期天,他则在路德会恩典堂弹奏管风琴,接替原来那个死活不肯动脚的风琴手——那位风琴手听了人们的劝告,觉得是时候退休了。

    当我告诉尼尔森太太,“德国仔”已经向我求婚时,她皱起了眉。“我还以为你说过,你根本不想嫁人呢。”她说,“你才二十岁。你的学业怎么办呢?”

    “学业怎么了?”我说,“我的手指上多了枚戒指,不是一副手铐。”

    “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守在家里。”

    当我把这些话讲给“德国仔”听时,他哈哈大笑起来:“你当然得去拿个学位啦。那些税法可复杂得很!”

    两个人能有多南辕北辙,“德国仔”和我就有多南辕北辙。我实际而审慎,他却冲动而直接。我习惯在太阳升起前起床,他却把我硬拽回床上。他完全没有数学天赋,对商店记账也一窍不通,而我在家算账,支付税费。在遇见他之前,我喝酒的次数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,他却喜欢每晚喝杯鸡尾酒,声称这样能让他放松,也让我放松。因为在农场的经历,他用起锤子钉子来得心应手,但他经常半途而废。正值冰雪肆虐之际,防风窗却堆在角落里,一只漏水的水龙头被拆开来,零件散得满地都是。

    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。”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,而我也难以置信。仿佛在我的昔日之中,有一段重获了新生,与它一起醒来的是我曾苦苦压抑的一切感受:失去太多的哀恸,无人可诉的哀恸,把一切藏在心里的哀恸。但“德国仔”就在一旁见证,他知道我是谁。我无须戴上假面具。

    星期六早晨,我们起床的时间会比我一个人时迟一些。商店到十点钟才开门,“德国仔”也用不着非去哪里。我在厨房里煮好咖啡,把两只热气腾腾的马克杯端回床上,我们在柔和的晨光中一起待上好几个小时。无比渴盼再加上得遂心意,我简直如在云端,盼着触碰他那温暖的肌肤,感受肌肤之下的筋腱与肌肉,它们噗噗脉动,生气勃勃。我依偎在他的臂弯里,在他的膝盖窝里,他弓起身子贴着我,呼吸轻拂我的脖子,手指抚过我的轮廓。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:久久回不过神,懒洋洋,慢悠悠,恍恍惚惚,心神不定,只顾当下。

    “德国仔”告诉我,就算当初流落街头,他也从未有过在明尼苏达州时那种孤独的感觉。在纽约,男孩们总是互相开些恶作剧玩笑,把吃的穿的凑起来。他怀念拥挤的人群,怀念混乱和嘈杂,怀念黑色T型车咔嗒咔嗒地开过鹅卵石街道,怀念街头摊贩烘焙花生糖的香味。

    “你呢……你曾经希望重回往昔吗?”他问。

    我摇摇头:“我们的生活太苦了,我对那地方没什么幸福的回忆。”

    他将我拉到身旁,用手指沿着柔软白净的前臂下方轻抚着:“你的父母曾经觉得幸福吗,你觉得呢?”

    “也许吧,我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他把发丝从我的脸上拨开,用手指抚摸着我的下巴轮廓,说道:“有了你,我在哪里都会觉得幸福。”

    尽管他就爱说这种话,我却相信是真话。这段情让我突然多了一双慧眼,于是我心知,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时从未觉得幸福,也许无论怎样也永远不会幸福。

    十二月初一个温暖的下午,我在店里跟眼光敏锐的会计经理玛格丽特一起查订货。收据和表格摆得满地都是,我正一边琢磨要不要比去年多订些女装长裤,一边端详产品目录里的流行款和Vogue(一本综合性时尚生活类杂志)杂志、Harper's Bazaar(一本高端时尚杂志)杂志。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低,播着摇摆乐,这时玛格丽特抬起一只手,说道:“等等,你听见了吗?”她急匆匆地向收音机奔去,扭动旋钮。

    “现在重播一则特别报道。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称:日军空袭了夏威夷珍珠港,并对瓦胡岛上所有海军及军事活动发动了进攻。目前伤亡人数不详。”

    就这样,一切天翻地覆。

    几个星期后,莉莉到店里来看望我,她的眼圈泛红,泪水濡湿了脸颊。“理查德昨天乘船出发了,我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他们只给了他一个编了号的邮寄地址,让人看不出一点头绪。”她一边用皱巴巴的白手帕捂着脸哭,一边说,“我还认为这场蠢兮兮的仗该打完了呢。为什么我的未婚夫一定要去打仗?”我抱住她,她紧搂着我的肩头不放。

    一时间,鼓励人们参军拥军的海报遍地开花。许多物品转眼成了配给品:肉类、奶酪、黄油、猪油、咖啡、糖、丝绸、尼龙、鞋。面对薄薄的蓝色小册子,我们的经营之道整个变了样。我们学会了给配给票找零:红色配给票就给红色代币当找零(用于肉类和黄油),蓝色配给票就给蓝色代币当找零(用于加工食品)。那些代币是用压缩木纤维做成的,大小跟十美分硬币差不多。

    在店里,我们募集女人们没用过几次的丝袜,以供降落伞和绳索之用,同时募集金属罐和钢制品,以供回收废金属之用。收音机里一天到晚播放着《布基伍基舞会》那首歌。为了紧跟时代气氛,我调整了进货,订购了大批礼品卡、薄薄的蓝色航空邮简、几十种大小各异的美国国旗,还有包装好的牛肉干、保暖袜和一副副纸牌,供大家寄到海外。店里上货的伙计铲起了车道,送起了杂货和包裹。

    跟我同一个班毕业的男生们纷纷参军开拔,每星期都有一场道别聚会,要么在教堂地下室,要么在罗克西大厅,要么在某人家中。朱迪·史密斯的男朋友道格拉斯就在第一拨里。满十八岁那天,他去了征兵办公室,报名参了军。紧接着轮到急性子的汤姆·普莱斯,他出发之前,我还在街上遇到他,他告诉我参军也没坏处——打仗会送你去旅行,送你去闯荡,还能领着薪水跟一大群人瞎混。我们没有谈打仗的风险,但我想象的是个卡通版,子弹翻飞,每个小伙都是超级英雄,在枪林弹雨中疾步飞奔,所向披靡。

    我班上足足四分之一的小伙子志愿参了军。等到开始征兵以后,越来越多小伙子收拾行装离开了。有些平足、严重哮喘和半聋的小伙子漫无目的地在商店过道里晃悠,我不禁替他们难过:这些小伙子的哥们儿都走了。身穿着便服,他们似乎有些迷茫。

    “德国仔”却没有随大溜。“让他们来找我吧。”他说。我不愿相信他会被征召,“德国仔”毕竟是一名老师,教室需要他。但没过多久,局势就已经明了,“德国仔”入伍只是迟早的事情。

    “德国仔”动身前往亨内平县37斯内灵堡进行入伍训练的那一天,我取下脖子上那条项链的克拉达十字架,用一块毛毡裹起来,塞进他胸前的口袋,告诉他:“这样我就会守在你左右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会用生命守护它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我们的来往信件谈的全是渴盼与希望,隐约提到美军的使命是多么重要,也谈他的训练到了哪些重要关头——“德国仔”通过了体能测试,还在机械能力倾向测试中拿了高分。他因此被招进了海军,顶替“珍珠港”一役中损失的人手。没过多久,他就乘火车去圣地亚哥进行技术训练了。

    他离开六个星期后,我写信告诉他,我怀孕了。“德国仔”回信说,他开心得简直要飞起来。“想到我们的孩子在你肚子里一天天长大,我就能撑过这些苦日子。”他写道,“得知我终于有了一个等待着我的家,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心想打完仗回家。”

    我成天觉得累,觉得恶心欲吐。我想赖床,但心知让自己忙起来更好些。尼尔森太太建议我搬回去跟他们一起住,她说他们会照顾我,做饭给我吃。养父母担心我瘦得不像样。但我更喜欢自己待着。我已经二十二岁,习惯了像个成年人一样生活。

    时间一天天过去,我变得前所未有地忙,白天整天在店里工作,晚上则做义工,要么打理废金属募捐活动,要么组织给红十字会寄物品。但在忙碌背后,我的心中却隐隐有一丝惧意:他现在在哪里,在干什么?

    在写给“德国仔”的信里,我尽量不唠叨我成天感觉多么反胃——医生告诉我,那是宝宝在我肚子里蓬勃生长。我告诉他的是,我正在给宝宝缝被子,先是用报纸剪纸样,后来用的是细砂纸,不过细砂纸会粘布料。我挑的那一款四角带有编织花色,跟篮子的编织花纹差不多,边缘缠绕着五股布料。图案喜气得很:黄色、蓝色、桃色和粉色印花布,每个方块中间再加上米白色三角形。在墨菲夫人家缝被子的女人们(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,大家把我当作女儿看待,为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里程碑欢欣鼓舞)对这床被子格外上心,亲手一针一线用细密的针脚缝制。

    “德国仔”的技术培训和航空母舰飞行甲板培训结束了。到圣地亚哥一个月后,他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开拔。鉴于所受的训练和惨淡的战局,他认为自己会被送到中太平洋扶持这一地区的盟军,但没有人敢下定论。

    奇袭、技巧,再加上力量——这正是制胜的法宝,海军军方对水兵们说。

    中太平洋。缅甸。中国。这些不过是地球仪上的一个个名字。我取出店里出售的一张世界地图(地图被紧紧地卷好收在立式卷轴里),在柜台上摊开,用手指掠过临近海岸线的城市仰光,掠过更加往北、更加深色的山区曼德勒。我已经对他前往欧洲做好了准备,即使远至俄罗斯或西伯利亚。但中太平洋?那也太远了,远在地球的另一头,我简直想象不出来。我去了图书馆,朝桌上堆了一摞书,地理书、远东历史、旅行日志。我了解到缅甸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,毗邻印度、中国和暹罗。该国位于季风区,沿海地区全年降雨量约为两百英寸,而这些区域的平均温度接近华氏90度,边境线的三分之一是海岸线。作家乔治·奥威尔出版过一本名叫《缅甸岁月》的小说,还写过几篇讲述当地生活的随笔。读着这些作品,我感觉缅甸离明尼苏达州远得不得了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慢腾腾地过去了,生活安静而紧张。我收听收音机,匆匆翻阅《论坛报》,焦急地等待着来信。“德国仔”的信一到,我就狼吞虎咽地读起来,一目十行地找着信里的新消息:他还好吗?吃得好吗?身体好吗?除此之外,我苦苦纠缠于每个字的语调和语气,仿佛他的话是我可以破解的一种代码。我举起每封薄如蝉翼、蓝色的信,呼吸它的气味——他曾经握过这封信。我用手指轻抚过一个个字——那一个个字都出自他的笔下。

    “德国仔”和他的同船兵士都在等待命令。无论是临上阵前在黑暗中进行的飞行甲板训练,还是水手们的行装,从军粮到弹药,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。圣地亚哥天气热得很,但他们接到警告,说是即将开拔的地方热得更厉害,几乎无法忍受。“我永远也没有办法习惯高温。”他写道,“我怀念凉爽的晚上,牵着你的手沿街而行。我甚至怀念该死的雪,还真是从来没有料到我会说这话呢。”但他说,最重要的是,他想念我。阳光下我的红发,我鼻梁上的雀斑,我褐色的双眸,我肚子里的孩子。“你一定长胖了。”他说,“我能想象出那一幕。”

    此时此刻,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航空母舰上。这将是他出发前写的最后一封信,他会把信交给上船给他们送行的一位牧师。“飞行甲板长达八百六十二英尺。”他写道,“为了区分工种,我们穿成七种不同的颜色。作为一名维修技师,我的针织衫和头盔是难看的绿色,跟煮过头的豌豆颜色差不多。”我想象他站在大洋之中的跑道上,了无生气的头盔下面藏着一头秀美的金发。

    随后三个月,我收到了几十封信,都是在他写完信好几个星期以后才收到,有时候一天还会收到两封,全看信件是从哪里寄出的。“德国仔”告诉我,船上的生活很乏味,他在训练期间结识的好友——同样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吉姆·达利教会了他打扑克牌。他们两个人会长时间待在船舱里跟士兵们打牌,打牌的人换个不停,牌局却永远也不收场。他谈起他的工作,谈起遵守纪律是多么重要,谈起他的头盔又重又不舒服,谈起他已经渐渐习惯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。他谈起晕船,谈起闷热的气候,却绝口不提战斗,不提被击落的飞机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规定不许提,还是因为他不想吓到我。

    “我爱你。”他一遍遍地写道,“我简直受不了没有你的生活,一心盼着早日见到你。”

    他用的是些流行歌曲里的习语和报上的诗,我写给他的信也差不多一样俗套。我倒是对着信笺苦苦寻思,只待鸿雁传情,可惜只想得出同样的词语,同样的词序,只好盼着字词背后的深情能让整封信变得字字珠玑。我爱你。我想念你。小心。注意安全。